2021年3月22日12時36分
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
核動力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彭士祿
在京逝世，享年96歲
彭士祿，1925年11月18日出生於廣東省海豐縣，1956年畢業於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後又在莫斯科動力學院核動力專業進修，1958年結業回國。曾任造船工業部副部長兼總工程師、水電部副部長兼總工程師、廣東省委常委、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中共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是中國農民革命運動先導者、著名的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創始人彭湃之子。
留學蘇聯,與核動力結下一生緣分
1951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留學蘇聯的名額，回憶這段留學時光，彭士祿這樣說道“從未在晚上12點以前就寢過我們要學的東西太多太多了，一頭紮進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見了湖泊一樣，那種奮進不息的心情難以用語言描述”。正是這段時光讓彭士祿與核動力結下了一生的緣分。
接秘密調令回國，主攻核潛艇研製
20世紀五十年代末，彭士祿接秘密調令回國，被安排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動力，當時蘇聯拒絕為中國研製核潛艇提供援助。毛澤東提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在設計研製核潛艇時國家經濟困難、人才奇缺，但彭士祿和同事們士氣高昂。彭士祿曾回憶道“困難時期我們都是吃著窩窩頭搞核潛艇有時甚至連窩窩頭都吃不飽糧食不夠，挖野菜、白菜根吃……那時沒有電腦就拉計算尺、敲算盤那麼多的資料就是這樣沒日沒夜算出來的”。
1970年12月26日，中國第一艘核潛艇“長征一號”被徐徐推向大海艇上的4.6萬個零部件全部由中國自主研製沒有用國外的一顆螺絲釘至此，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畢生致力於核動力事業，生前病房裡一直掛著海軍軍帽
在彭士祿生前的最後時光，他居住的病房佈置得很簡單，房內擺放著第一艘核潛艇的模型，牆上始終掛著一頂海軍軍帽。軍帽上繡著他一生牽掛的核潛艇。他畢生致力於核動力事業不求名、不逐利在自述中，彭士祿這樣寫道“也許因是屬‘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強勁精神不做則已，一做到底如活著能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
回顧彭士祿院士的部分背景資料（摘錄網絡）
奮起世代忠烈 嘗遍百家辛酸
彭士祿的父親彭湃，是中國共產黨最堅定的戰士之一，被毛澤東稱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
彭士祿父親：彭湃
彭士祿母親：蔡素屏
1928年，海陸豐農民運動失敗，3歲小士祿的母親和父親先後被殺害。
彭士祿曾深情地回憶，“從成為孤兒直到延安，我在幾十位老百姓家裏住過。他們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我一點也沒有缺失家人的那種親情和愛。”
彭士祿的父親彭湃，是中國共產黨最堅定的戰士之一。
彭湃1896年出生於廣東海豐縣一個大地主家庭，1917年東渡日本留學，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在日本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想，並經歷了“五四運動”。1921年，彭湃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回到家鄉，辦教育、辦報紙，到農村開展革命運動。1922年7月，彭湃成立了海豐縣第一個農會，幹革命燒掉自家田契，將家產分配給農民，被毛澤東稱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彭湃的妻子蔡素屏剪掉纏腳布、識字學文化，賣掉陪嫁的金銀首飾，把錢捐出來作為農會的活動經費。
1928年，海陸豐農民運動失敗，3歲小士祿的母親和父親先後被殺害，國民黨搞白色恐怖，到處搜尋彭湃後人，要斬草除根。
彭士祿現在依稀記得，在一個黑夜裏，他們先是逃到了一個牛窪裏去，待了一晚上，後來又輾轉到好幾個村裏。後被七嬸帶去香港，再到澳門與祖母會合。
在澳門，一家人很困難，靠糊火柴盒維生。七叔彭述也是共產黨員，1931年小士祿被帶到了潮汕地區。地下黨組織又把他送到了山頂的阿媽家，那時他才五六歲，後來又在山下的阿爸家住過。
再後來，他又住在韓江一帶的楊姓的爸爸家，準備等待合適的機會去瑞金蘇區。結果在去瑞金的路上，兩位帶他去的東江縱隊負責人犧牲了，小士祿由紅軍遊擊隊隊長陳永俊帶回了自己家，由他的母親潘舜貞撫養，小士祿稱她為姑媽。在這裏，小士祿待了一年。姑媽家很窮，但是姑媽一家和全村的百姓們硬是一起湊錢，把小士祿送去了學堂，讓他讀書受教育。
1933年陰歷七月十五日，國民黨反動派包圍了陳家，姑媽一家和小士祿一起被逮捕，押送到潮安監獄。由於年紀小，小士祿和姑媽一起住在女牢房，在這裏他還見到了山頂阿媽——為了小士祿這個烈士後代，兩個媽媽都被抓進了監獄。
幾個月後，小士祿又被單獨押送到汕頭石炮臺監獄，在這裏他被國民黨反動派列為小政治犯。在監獄門口，國民黨還給他照了一張照片，登在當時廣州的民國日報上，標註著“‘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師捕獲”，目的是為了邀功。
那時，小士祿吃的飯裏都是沙子、蟲子，他周身長滿虱子，沒有被子蓋，蓋一個破麻袋。一年後，他又被押送到廣州感化院，在這裏小士祿差點病死，他發高燒，渾身打擺子，全身癱瘓，上廁所也要爬著去爬著回來。
他在感化院待了一年後被遣散，回到潮安當了小乞丐，跟著隔壁嬸娘乞討為生。不久後，他再一次被抓，關押到潮安監獄。後來，在地下黨組織和愛國人士的幫助下，他被祖母認領出獄，幾經輾轉，直到1940年底才到了延安。
“那位記不住名字的阿爸對我很好，我看見旁邊人家種著潮州柑，嘴饞，阿爸便拿著打來的魚去跟人家換柑給我吃。”彭士祿曾深情地回憶，“從4歲成為孤兒直到延安，我在幾十位老百姓家裏住過。他們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我一點也沒有缺失家人的那種親情和愛。我深深地感到老百姓那種深情厚愛，我就是工作一輩子、幾輩子都還不完這個恩情。”
（來源：央視網、新華每日電訊、網絡）
